因此，审慎起见的上海试点改革采取 报批、备案等计划性方式，相当程度上确保了改革的系统要素协同得以实现。
一旦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诉讼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包括警察、律师和法官，都会基于有罪推定心态看待整个案件，以致错误判断在案证据的证明价值。警察有时甚至会将那些只有真正的罪犯才知晓的隐蔽信息有意或无意地透露给犯罪嫌疑人，以便基于这些事实细节增强认罪供述的可信度。
这使起诉决定并非完全基于案件的事实证据，而是掺杂着主观臆断和宽泛的裁量权，由此导致的隐匿无罪证据、人为裁剪证据等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检察官还可能以实现正义为由实施不法行为，这种以恶制恶的心理很容易扭曲司法公正。实际上，法官很容易受到各种潜在的偏见影响，例如年龄、种族、性别等因素，都会影响他们对客观事实和法律的认知，也影响着他们最终的裁决结果。为避免现场勘查遗漏关键证据，可以探索使用现场影像重建系统。除了审慎对待侦查取证的确证偏见等风险，法官还要面对证人记忆偏差、专家编织谎言等特殊的裁判风险。
而以正义之名施加的惩罚，也往往背离制度设计的初衷。对于不同身份的被害人，办案机关的司法优先级、初期处置模式和程序标准，都可能呈现出内在的差异。[14] 科学具有逻辑一致性和可被经验或实验证实的特征可以引出科学的第三个精神：怀疑精神。
仅仅是指出制度的缺点和成本并不能成为社会和制度改变的理由，正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缺点与优点、成本与收益并存，当改变了缺点和去掉了成本，其相应的优点和收益也可能失去。有学者深刻指出，中国传统文人的所谓知识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主观意见：一代又一代古代中国的读书人（也包括现代那些无论什么专业，但未曾在精神上自觉，却又被含糊地称为‘知识分子的读书人），一辈子所读、所记、所思的也就是前人的各种意见，这些意见因人而异，而且时过境迁后，常令人难以理解，要花很多时间去琢磨其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工作耗尽了中国读书人的全部精力，导致这个民族虽然拥有大量的所谓‘知识，但却从来没有实质性的进步。[14]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衣服穿在身上合不合适还要看场合，演讲时穿的可能不适合写作时穿，在家里穿着舒服的衣服可能不适合在宴会上穿。
如果制度的目标不同，我们就不能借鉴，否则可能会南辕北辙。西汉至清朝的贵族是流动的士人，君主相对强一些。
[4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需要特别警惕的是，贩卖洋道比贩卖古道更加危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我标榜科学、中立和客观，而实际上建立在西方近代社会普遍接受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基础上，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和政治性。按照我们上文提出的三主体之分，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
第一层含义是宪法教义学意义上的规范宪法学，也就是充分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范。公民权利保护毫无疑问是宪法的应有目的，但任何国家的公民权利都是由也应该由本国公共权力保护的，而非由他国所保护，仅仅在该国加入国际组织时国际组织有通过国际法干预的正当性。形式逻辑是科学理论构建的必备工具，正如严复所言，逻辑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首段中说明了道体、道统和道学的关系：《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自孔子以来，中国一直有政统和道统之分，道统是政统的标准。然而，实际上规范宪法学是如何做的呢? 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应该在于探究宪法规范，而考量那些围绕着这一轴心展开的其他宪法现象则只是为完成上述任务服务的次阶任务。
通过科举考试的知识贵族与西方贵族不同，是流动的，而非世袭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必然是代表大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意识形态是儒家道统，即不动摇君主利益下寻求贵族利益的意识形态。即使在西方，这种宽容也有程度的不同：由于种种有历史根源的社会原因，法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始终不如英国那样有利。例如电器是利用电流规律设计的，电器的目的是满足个人需要。进一步说，是在将‘规范宪法确立为宪法规范的理想形态之后，上述所谓的‘规范宪法学仍然可称为‘规范宪法学。学者是系统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专业人才，最有可能接近真理，学者应该以追求真理为志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的认识是深刻的：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然而，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走过了头，对右派基本人权的侵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完全的平等也是不可能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相关，它把个人看成是最重要的价值核心，是重于国家的最重要价值。
例如，在劳资关系中，一般是劳方弱、资方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这种手段高强的资本主义凌驾在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这两大基层之上，并体现着高利润区域，我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制高点。洋道则可能颠覆中华民族共同体，导致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最终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
洋道和古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能否发挥积极的作用？学者到底能以何种方式介入中国政治社会？学者能否将课堂作为宣扬自身政治理念的讲堂？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今天，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到了不得不彻底厘清的时候了。因此，一个科学家应当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理论，即这个理论是否能被批判地讨论，它是否使自己蒙受各种批判，以及它是否能经受得住批判。[62]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商务印书馆，2017年。自由主义政治以两个主体模型来说明社会问题，将社会分为公民和政府，也就是弱者和强者，公民应该联合起来防止政府的侵犯。
以秦朝为分界线，商周是封建政治，秦朝是专制政治，自西汉至清朝则是封建政治与专制政治的结合，通常被称为封建专制政治。培根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开端，也是一切知识的泉源，不过他更重视科学实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必须借助于实验，才能弥补感官的不足，以此来深入揭露自然的奥秘。
就宪法学而言，宪法教义学最为保守，它对待宪法文本的态度可以说几乎类似于神学家对待宗教经典的态度，就像基督教徒对待《圣经》的态度一样，或许虽然没有那么虔诚，但大体也差不多，在保守性方面是比较接近的。从自认为无可怀疑的命题出发，逐步建立起知识的大厦，将一切建立在十分清楚、极其分明的基础上是认识论的信条。
将所有个体和组织按照能力强弱排列就可以形成从最弱到最强的连续序列。[5] 朱熹弟子黄干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记》中通过区分道始行和道始明发展了朱熹的思想，将道统和道学合二为一，使得道统成为儒家圣贤的专利：道原于天，具于人心，着于事物，载于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
其次：起点相不相同？目标相同，但起点不同，也不能复制。这些宪法学派都具有虚假的特点，是伪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与诠释宪法学不同，实证宪法学必须基于对人类行为的普遍经验假定以及对特定制度设置中的行为所作的调查，探讨社会与政治作用过程中不同事件的因果关系，并进而对制度设置是否实现了所期望的功能作出评价。目标相同、起点也相同，是不是就可以移植了呢？也不一定，因为约束条件还有可能不同。
如果说规范宪法学前后矛盾，那么宪法解释学则具有大杂烩的特点。学术是系统性的专门的学问，学者是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
[11]冯胜利认为，中华学术之振兴，必待逻辑振兴而后大兴。制度的三性要求制度的设计应该围绕主体的目标，考虑主体的起点和约束条件，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能够很好得实现主体的目标，就是有好的效果，这就是制度的实效性。
培根的经典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就是近代西方认知传统的表达。只要我们想想在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基础上造出的原子弹和洛克的分权理论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就能明白基于科学认知产生的技术和制度对世界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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